| [ 时间:2012-02-22 07:31:52 | 作者:《法治周末》 | 来源:六四天网转载 ] |
  成都武侯法院贾龙军为掩盖实事包庇犯罪，公然拒绝受害人代理律师出庭 刑案庭审 受害人律师被走开 “我从事律师职业近20年，第一次被法官赶下台，不允许律师参加庭审，而且是作为受害人的代理人，这在全国绝无仅有！”刘亚军律师告诉《法治周末》记者，他感到很悲哀，但不是为自己。 2012年2月16日上午，成都市武侯区法院开庭审理常晓川等人故意伤害一案，当受害人钟富静与代理人赶到法庭时，却找不到自己的座位，经过交涉，68岁的钟富静坐在公诉人旁边，而他的两位代理人——儿媳妇周杰与北京来的律师刘亚军只能坐在旁听席上。 “我爸眼睛高度近视，听力也不好，法盲文盲的老农民一个，让他单独参加庭审岂不是摆设？他在台上说又说不出，我在下边干跺脚。”周杰表示，当时急得流眼泪，可帮不上忙，一名法警坐在身边看着她。 拆迁，一切因为拆迁才变得超乎寻常。 因为条件谈不拢，钟富静拒绝拆迁，成为钉子户的他从此失去安宁，去年4月，钟富静在家门口被素不相识的人捅成重伤，险些丧命，凶手抓获后，得知是与政府人员一同下拆迁通知书的人所指使。 事后，钟富静将区、街道办主管征地拆迁的几名政府官员告上法庭，要求刑事附带民事赔偿，被法院驳回。 两个月前，本案第一次开庭审理时，律师刘亚军以法官不懂法为由，要求主办法官回避，同时被申请回避的还有公诉人，理由是案件存在诸多瑕疵，检方审查不严，涉嫌包庇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，最终导致审理中止，草草休庭。 法律界人士认为，刑事案件审理，主办法官和公诉人被同时申请回避实属罕见，有了律师给法官以“尴尬”，那么，法官还律师以“悲哀”就不难理解了。 “钉子户”被捅成重伤 钟富静推推600度的近视眼镜，操着难懂的方言，向记者讲述被伤害的经过，儿媳周杰一旁做翻译。谈到被刀捅伤，钟富静习惯用“被杀”两个字，他始终认为凶手不仅仅是给点颜色，是来取性命的。 结合现场监控录像和目击者介绍，可以还原这样一幅场景。 2011年4月25日下午5时，成都市武侯区晋阳路上车来人往，钟富静夫妇与两位乡邻在自家门前的人行道上打着麻将，显得平静而祥和。 钟富静的家是栋临街三层楼，一层6间门脸房，3间对外出租，3间分给3个子女做营生。 早在4年前，后面和右边的部分村民陆续拆迁，因达不成协议，仅留下3、4户临街楼房像碉堡一样突兀地矗立在这里。 拆迁者与钉子户之间的摩擦从来没有停过，进入2011年3月份以来，拆迁办与街道办的工作人员连续上门，送达《责令限期搬迁通知书》，限期6日搬离，否则强制拆迁，为安全和取证起见，钟富静他们在楼房四周安装了监控摄像头。 17时30分后，监控画面出现3名年轻人的身影，过了一会儿，麻将牌局结束，只剩下钟富静和邻居李勇在摆龙门阵。突然，几个不明物体飞过来，钟富静的额头当即出血，他和李勇朝投掷人追过去，两人逃脱，1人慌不择路，跑进旁边的死胡同。 李勇、钟富静还有一位村民追进胡同，当搜到一间厕所时，一个年轻人从里面跑出来，手持尖刀捅向李勇，李勇躲闪中仰面摔倒，持刀人也跌趴在李勇身上，那位村民怕伤着李勇，用木棒打向持刀人的后背，持刀人躲过一击，爬起来迅速跑掉了。 这时，大家才注意到钟富静满面是血，裤子也被鲜血湿透了，“头被打破，眼镜也掉了，我当时昏昏沉沉，只是本能地去追凶手。”钟富静至今也想不起来如何身中两刀。 17时56分40秒，从监控录像中，可以看到一个年轻人手持刀具快速跑过的画面。 钟富静被紧急送往医院后，发现上腹部和下腹部各有一处5cm的伤口，经全麻下行剖腹探查，看到肝破裂、胃破裂、胰头裂伤和肠系膜上静脉破裂，腹腔积血约1500ml、血凝块500克，医院曾一度下达病危通知书。 经有关部门鉴定，钟富静所受人体损伤程度为重伤，综合评定为八级伤残。 钟富静伤愈出院后，打了一场行政官司，2011年9月5日，武侯区法院作出判决：撤销成都市国土资源局武侯分局于2011年4月14日向钟富静户作出的责令限期搬迁通知。 被告没有上诉，钟富静通过诉讼，印证了成为“钉子户”的合法性。 申请法官和公诉人回避 2011年11月22日上午，钟富静被伤害一案在武侯区法院开庭审理，由于旁听人数太多，不得不改换到大审判庭进行。 一位旁听者告诉记者，当时法庭电子屏幕墙上的公告显示，审判长、贾龙军，主办法官、代理审判员刘佳。3名犯罪嫌疑人分别是：常晓川、涉嫌寻衅滋事罪，钟喜文、涉嫌故意伤害罪，杨国庆、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。“稍有法律常识的人都感到困惑，故意伤害案的涉案人怎么分别有三个不同的罪名？” 庭审开始，当审判长问到刑事附带民事受害人是否申请回避时，钟富静的代理律师刘亚军一字一顿地说：“申请回避”。 记者根据庭审现场录音，整理出以下文字。 审判长：“申请何人回避？” 律师：“有两个，一是申请审判员刘佳回避。昨天我们来复印卷宗材料，有关手续都带齐了，按照法律规定应该直接给我们复制，但刘佳说按照武侯区法院的规定不能复制，我们争执到11点多才得以复印，我们认为该审判员对法律规定不懂，或者与本案有利害关系、故意对受害人的代理人行使权力设置障碍，故申请其回避。” “第二，申请公诉人回避。理由是，从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的交代笔录中，涉及到多人与此案有关，其中有直接指使或提供帮助者，但卷宗中看不到这些人的询问笔录，有的只是绰号，连真实姓名都未搞清楚。包括杨国庆，抓获他时在住处发现枪支弹药和疑似毒品，但没有调查房东、彻底追查来源。” “因此我们认为，公诉人故意隐瞒了作为侦查机关、检察机关很容易想到、也不难查明的事实，可能与本案有其它利害关系。” 审判长宣布休庭，审判人员与公诉人退场。 10分钟后，审判人员与公诉人重新坐回前台，审判长说：“经过请示我院院长，公诉人经过请示武侯区检察院检察长，驳回受害人的回避申请，但根据法律规定，被驳回人有申请复议的权力，钟富静是否申请复议？” “申请复议。”刘亚军律师说完，审判长宣布休庭。 “其实，第一次开庭时我并不想给法官和检察官以难堪，只是感觉此案疑点重重，有人在刻意隐瞒真相、包庇幕后真凶，申请回避的目的是想让检察机关将案子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。”刘亚军告诉《法治周末》记者。 刘亚军在随后递交的《申请回避书》中写道，“受害方拿到卷宗材料不足20小时，就看出许多明显的问题，公诉人在长达1个月的审查起诉阶段为什么不予查明？” 不久，武侯区法院、检察院对钟富静的“申请回避复议”均予以驳回。 案件疑点知多少 “开过庭了，就不再保密，你可以看看有多少瑕疵。”刘亚军将钟富静被伤害案的所有案卷材料提供给《法治周末》记者翻阅。 监控录像中持刀人叫钟喜文，四川简阳人，今年25岁，公安机关依据录像资料，第一个将他抓获。 据钟喜文供述，同乡“万二娃”和“杰娃”找他上成都帮“春哥”打一个人，去了两次都住在“春哥”家里，4月25日下午5时多，“万二娃”开车把钟喜文、“杰娃”和同乡杨国庆带到晋阳路，指明要打坐在路旁打麻将的一名中年男子（李勇）。 钟喜文3人看了一会儿，感到无从下手，就买了3罐饮料，向麻将桌投掷过去，结果打伤一位“大爷”，在被追赶过程中，又用随身携带的折叠刀捅了“大爷”两刀。 根据钟喜文提供的地址，那位“春哥”落网，此人叫常晓川，河南汤阴人，1979年出生，曾因赌博被行政拘留14天，他供述“没有职业，在帮晋阳街道办搞拆迁空地”，因陪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发搬迁通知挨了打，认准一个叫李勇的人，目的是收拾李勇。 常晓川的所有笔录都说自己没到过现场，具体安排实施人是“万二娃”。 5月7日，在武侯区一处居民路楼里，公安人员将杨国庆抓获，他25岁，也是四川简阳人，曾因敲诈勒索罪被法院两次判刑，事发前40天刚刚刑满释放。 杨国庆供述中又多了一个叫“春娃”的人，“春娃”说：“我有个哥老倌搞拆迁工地，里面有个钉子户不搬，你们把他打一顿。”春娃亲自开车拉他们4人到现场安排布置，并提供食宿。 杨国庆在辨认笔录中，指认常晓川就是“春娃”，也就是“万二娃”称呼的“春哥”，如果是这样，常晓川为之行凶的“哥老倌”是谁？为什么常晓川、钟喜文与杨国庆的询问笔录存在重大分歧？公安机关没有进一步核实追究。 牵线搭桥、布置实施的“万二娃”是谁？杰娃又是谁？为什么没有到案？案卷材料里也没有说明。 在抓捕杨国庆时，杨把一个装有一支手枪和两粒子弹的弹夹盒子扔下楼，关于枪的来源，杨国庆说2009年8月的一天晚上坐出租车时捡的。 同时，在杨的住处还发现4包疑似毒品和吸毒用具，杨国庆说：“知道那是用来吸毒的，但不是我的，我最近没吸。” 涉枪、涉毒是重大刑事案件，公安机关的讯问仅止于出租车，毒品哪来的？杨国庆住所的房东是谁？案卷中都没有说明。 常晓川说与拆迁办、街道办的人送达拆迁通知时，被李勇踢了几脚，所以要报复他，公安机关对这一细节没有核实，《法治周末》记者联系到了李勇。 “我哪里敢打他呀？每次他们来好多人，派出所的警察一旁拿着摄像机，对了，公安局可以调看录像嘛。那个常晓川我根本不认得。”李勇今年53岁，与钟富静同属武侯区机投镇晋阳村4组村民。 李勇始终认为，所谓的个人恩怨是个借口，他们就是通过袭扰“钉子户”，来达到迫使这些村民搬迁的目的。 律师被法官赶下台 “2月16日上午9点，我和我爸还有律师早早地来到武侯区法院第一审判庭等候。”周杰告诉《法治周末》记者，2月13日接到法院开庭通知，后又说不让受害人参加，尽管专门向法院递交了请求参加庭审《告知书》，但心里还不太踏实。 钟富静说：“10点10分，还不见法官过来，才知道是在第三审判庭开庭，我们3人赶过去，被法警挡在门外，我大喊：‘我是受害人，凭什么不让参加庭审？’” 据刘亚军律师介绍及提供的当场录音，他们进入审判庭后，看到没有受害方的坐席，就向审判长要凳子。 审判长说：“今天是刑事审理，你们不能参加。” 刘亚军一把拉过钟富静：“我们是受害方，哪条法律规定不能参加？” 审判长说：“受害人可以，代理人不能参加，只能旁听，这是请示过中院后作出的决定。” 刘亚军在旁听席上坐了20分钟，就离开了审判庭。庭审进行于12时前结束。 “我就是想问一下钟喜文，你为啥子杀我，没听清楚，还被审判长打断了。”钟富静对记者说。 “如果我出庭，会细细地追问疑点，恐怕1天也审不完。”刘亚军律师表示，受害人因为不懂法才聘请代理人，武侯区法院的做法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47条：“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、被害人和被告人、辩护人双方讯问、质证，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，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。”的规定，以及刑诉法第77条、第155条和第160条的部分条款，剥夺了受害人的权利，也容易造成冤假错案。 记者采访了数名旁听者，证实了钟富静及代理人所说的情况，他们对律师“被旁听”也感到不理解。 武侯区机投镇沙堰村人漆某告诉记者：“本来公开审理的案子，法警不让进，很多人在门口抗议，我是趁乱挤进去的，看到旁听席有一半被镇、街道办的人占了，律师当场被赶下台，起码不公平，罪错方还有律师为他辩护，而受害方为什么不让人替他说话？” 青羊区文家乡农妇叶某和许某有幸拿到旁听证，她们认为“既然这样，就没必要开庭了，法院想怎么判就怎么判好了。” 成都市双流县人侯昌龄拿出一张皱巴巴的《会客证》，显示进入时间为2月16日8时59分。 “进武侯法院都要办张这样的证，听说10点在第一审判庭审理，我9点钟就进来了，我的房子被强拆3年多了，没得到半点赔偿，所以一听说有关拆迁的案子开庭，都会赶去旁听。”侯昌龄告诉记者，谁知庭审改在3号庭，还必须持有旁听证，很多人和他一样未能如愿。 旁听者还告诉记者一个庭审细节，辩护律师说被告钟喜文曾带公安人员去抓同伙，属于立功表现，而钟喜文不识趣、当庭否认，公诉人也表示没有看到钟喜文立功的证据，辩护律师说，那等我去公安局找证据吧。已经上报，接受采访时间难确定 2012年2月20日上午，《法治周末》记者来到成都市武侯区法院，首先电话联系本案的审判长贾龙军，贾法官说须通过研究室才能接受采访，记者又联系到法院研究室陈主任，在她的引领下，经过层层关卡，才进入办公区。 记者感叹于武侯法院办公楼的气势宏伟、戒备森严，陈主任说：“要不这样就没得权威。” 在一间会客室，记者请陈主任接洽贾龙军法官，要求了解钟富静被伤害一案庭审情况及部分案情，尤其是法院拒绝受害人参加庭审的法律依据，陈主任认真记下了这些内容，然后告诉记者：需要向院领导汇报后才能安排采访，请记者等一下。 下午，记者再次致电武侯法院研究室陈主任，她说：“我们已经把你来采访的事上报宣传部门，但你没有出示《采访介绍信》，不能说明你来采访是公职行为。” 记者又联系报社向武侯区法院发了《采访介绍信》的传真。 陈主任表示，传真已经收到，但仍不能确定何时接受采访，“我们已经上报了，可能还要层层上报，或是到市以上宣传部，我个人无法确定。” 北京一位专打拆迁官司的律师对《法治周末》记者说，土地征收本是地方政府的职责，而政府却交给拆迁公司来做，拆迁公司往往网络一些社会不法之徒，采取暴力手段拔掉“钉子户”，出了事花钱让小喽啰顶罪。就我国多起被拆迁户受到伤害甚至致死的案件看，里面都有政府官员的身影，司法机关迫于当地政府的压力，只能避重就轻，他们也有自己的苦衷，有苦难言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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