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陆公民记者的维权任务系列(二)生命须承受之重

大陆公民记者的维权任务系列(二)生命须承受之重
[ 时间:2012-06-30 08:27:20 | 作者:陈林幸虹 | 来源:中央广播电台 ]

时间：2012/6/29 06:19
撰稿‧编辑：陈林幸虹 　新闻引据： 採访



　　中国大陆对新闻媒体严加控管，属于个人媒体的公民报导，一旦揭露不被官方认可的新闻讯息，被捕入狱、家门口遭站岗监视或是电话被监听等各种不公平待遇就会随之而来。对这些大陆维权公民记者而言，向民众传达正确讯息，让他们权利得以伸张，并使得大陆社会体制进一步更为开放，是他们重要的信仰与使命；即使最终落得妻离子散，牢狱之灾，他们却视为是生命必须承受之重。



◎大陆言论监控无所不在 监听、约谈家常便饭


　　用钥匙旋开家门大锁，周曙光进入屋内，随手把钥匙放在桌上，到浴室洗把脸清醒一下，随后打开电脑收发邮件。他已经记不清楚，这是第几次到家附近的派出所「喝茶」，但他并不以为意，因为一开始决定做这样的工作时，早有了心理准备。

　　周曙光说：『(原音)我的心态跟其他人不一样，其他人可能担心随时被扣上汉奸、间谍这类帽子侮辱你，但是我就不怕，我心态是开放的，任何人都可以採访我，自由亚洲、美国之音、大纪元、BBC、NHK、NY Times都来者不拒，我就是这麽想的，我代表我自己。没有任何境外实力、我也不怕，所以这是我保持我活跃度的原则，假如我稍微担心出名或包袱什麽的，我就可能很快像其他人神神秘秘保护自己，正如艾未未所讲的「透明是最好的保护」。』

　　中国大陆对民间言论予以箝制，像周曙光这样的个人媒体，受到官方监控的不计其数。所谓的「监控」，方式有很多种，去派出所「喝茶」只是个好听的用词，至于家门口遭站岗监视，一出门就有人如影随形，或是电话被监听等各种不公平待遇，对这些维权个人媒体而言，就像是家常便饭。

　　胡军说：『(原音)一般的话，他们就是威胁、打压、恐吓比较多。我的手机经常被骚扰，这是非常平常的事，因为我常到派出所、到公安局、到国保大队；定期他们也都要来，这阵子他们也是对我进行软性监控。敏感时期的话，他们都要在我门口上岗，要站岗，每天都要来看看，给你点个名。鬆一点的就好点，相对自由点，来的频率少了点，也不站岗了，但是监控器还是给你装着。』


◎周曙光结婚来台 过程百般受阻挠


　　连日的豪雨肆虐台湾，台北这几天阴雨绵绵。去年下旬才因和台湾女子结婚得以来台的周曙光，这天在台北市的一处出租公寓，和妻子正你一言、我一语的讨论两岸人民不同的生活方式。

　　一位是具有硕士头衔的国小老师，出身于台湾南部的传统家庭，一位则是大陆公民记者，高中没毕业，虽然有网路工程师的身分，收入却不稳定。但在一次因缘际会下，却将这两位完全不同背景、出身迥异的人从此连结。

　　周曙光的妻子王丽樱说：『(原音)我第一次看到他，是在公共电视「有话好说」的节目，那个节目我那阵子都看，每天会讨论社会议题，那天他是特别来宾。我不认识他，是透过视频连线到节目上，主持人问他，你做这样的事，你不恐惧吗？然后他就回答，我做对的事，我没有恐惧。那时候我就觉得那很了不起。因为我之前自助旅行到大陆过几次，我自己学的是历史，我大概知道这个国家是怎麽一回事。所以我觉得要在那边做这样的事，很不简单，所以我就想说，我能够帮他，大概就是捐钱给他。所以我就上网搜寻了一下他，我就看到他的网站，但那个捐款的方式，因为我们是不同的国家，我又不知道如何捐，所以我就寄了一些书给他，这是最开始。』

　　打破学历的藩篱，抹去世俗的眼光，在爸妈的反对下，王丽樱仍坚持下嫁周曙光。但王丽樱没有想到，在她和周曙光登记结婚的那一刻，她对另一半的担忧，从此展开；而他们要对抗的，却是中国大陆这样一个庞大威权体制的国家。

　　王丽樱说：『(原音)那过程好漫长哦。我们是去年1月还是2月在湖南登记结婚的。(周曙光：1月24日。)这种日子他比我还记得。登记完之后，我们有了结婚证之后，我就要开始回台湾办理一些手续，其实那些手续大约要半年，文件往返什麽的，就等到所有文件办完之后，他那边就被通知说不能出境。我还写陈情书，写到海基会，再转到大陆单位，我去年暑假就又去大陆一趟。其实他们的机构怎麽运作，你永远搞不清楚，他不像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，他会很清楚的让你知道，现在是到什麽步骤，那个单位，那边都说不清楚，只是会说，他可能以前做了一些事情，会让他没有办法那麽自由的进出大陆。』

　　周曙光之前在大陆以个人媒体的身分，报导2007年重庆杨家坪拆迁事件，也就是着名的大陆钉子户，另外还有蚁力神和2008年瓮安骚乱事件而受到注意，因此被大陆官方盯上。但王丽樱没有想到，即便周曙光已结婚，要离开中国大陆，竟也被百般阻挠。

　　王丽樱说：『(原音)我就说中国大陆这个政府，你完全没有办法用逻辑去想像。因为我那时就想说，他出来，不是就少掉一个麻烦吗？但他却又不让他出来。那他在国内不是比较有影响力吗？而且他们每次跟我们吃饭，都是他们付的钱耶，我就想说，天啊，他们的国家怎麽花那麽多钱在这些事情上面？』


◎公民记者维权无所不在 续为大陆基层发声


　　在王丽樱的奔走下，夫妻俩并在和当地的国保大队见面后，周曙光才得以顺利来台。对周曙光而言，公民记者的维权任务并没有因离开中国大陆而结束。台湾是另一个起点，他持续透过管道蒐集资料，藉由部落格替大陆民众发声。

　　他说：『(原音)大陆有很多议题值得做，比如说像反对劳动改造，劳改是一个不需要法律层面，直接由公安局决策，对人进行强制性的劳动措施，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，现在变成政府打压异议人士、打压不同意见者的(方式)，完全不要经过法院处理就能打压一个反对者，所以这样的话题如果我们去做一个专题网站，也是一种社会抗议。』

　　打开桌上的电脑，周曙光迅速地蒐寻到最近一则报导有关于他的新闻。他说，即使现在已经在台湾，但大陆当局似乎没有因此断了对他的追踪。6月中旬，大陆媒体高层原本要组成代表团，前往参加英国谢菲尔德国际纪录片电影节，其中以周曙光为主角的纪录片「高科技、低生活」(High tech low life)将在电影节上播放；不过，主办单位在前一天却接到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来电，要求取消纪录片的放映。周曙光说：『(原音)中国大使馆打电话要求主办方取消这两个纪录片的播放，否则他们退团。最后主办方没答应，中国代表团什麽CCTV(中国中央电视台)，华娱卫视等媒体高管，就不再参加电影节了，这样的消息，我说给我太太听，我太太说「这会不会让你以后回不了国啊？」』

　　周曙光在大陆老家还有从事矿坑安检员的父亲，最终有那麽一天，他还是得回去见他老人家最后一面，但周曙光对自我理想的坚持，也让王丽樱有时会有莫名的恐惧和担忧，担忧周曙光得面对那麽一天到来时，却无法回去自己的家乡，或是回去大陆后，却无法再来台和她相聚。

　　王丽樱说：『(原音)我都常常跟他说，在中国大陆，只有一个周曙光，但在台湾，有成千上万像这样的你，我就说在这边你真的不值钱。我觉得是因为之前和他结婚，在办一些手续的时候，我觉得他们的政府，就是你没有办法用逻辑去想像他们会怎麽做。所以变成担心或害怕会不明所以，因为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被激怒或怎样，不知道他们如何思考或去判断一件事情。』

　　周曙光说：『(原音)有时候你每天想着回不了家、见不了父亲的遗容这个问题，反而让自己陷入桎梏之中，永远都不敢跨出一步，我现在想反正伸头也是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，不如早点伸头出去做点事情，说不定还会得到一些转机，说不定6年之内中国就解放了呢？』


◎和妻子携手奋斗14年 黄琦仍走上离婚一途


　　大陆公民记者的维权任务，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，路途遥远且艰辛。黄琦和妻子共同创立「六四天网」，并携手为维权报导奋斗长达14年多，最后却因妻子希望回归正常家庭，双方在没有共识下，走上离异这条路。

　　黄琦：『(原音)我的婚姻结束的时间在(2012年)3月份，3月份我和妻子办理协议离婚，因为这样的情况，在这14年当中，我入狱的8年，我的妻子不离不弃，不管是在天网等，一路陪我走来。这次出狱以后，在去年她就告诉我，不希望我在这条路上愈画愈远，我也明确告诉他，这麽多朋友的託付，我离不开这个工作，最后当然她提出和我协议离婚。但我告诉他，我无法交代，不然朋友会觉得我出狱后，就抛弃了妻子，后来妻子是在法院起诉我，要求离婚，因此我就和她达成协议离婚了。我想这样，我对她有一个很好的交代，对朋友们也有一个很好的交代，从内心来说，我对她也是充满良好回忆的。我非常感谢她一路来陪我走过。』

　　 这些年来，黄琦两度进出监狱，他怎会没有想过，要将妻子和小孩安置在一个安全的环境。那年，在美国政府协助下，黄琦决定将妻小送出中国大陆，好让他们能够走向更安全的环境，但就在出境的那一刻，还是被拦下来了。历经过无数的煎熬，妻子最终仍无法陪他走至人生尽头，但黄琦却不认为这是个悲惨的结局。两人因相互理解而分开，未来他可以更为放心地坚守岗位，替人民发声，为大陆人权努力。

　　黄琦说：『(原音)从个人角度，我是觉得很不捨这段婚姻。从她的角度来说，别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，如果我能即时和她离婚的话，她也免于这种长期遭受有关部门所谓警方、国保的盯哨，让她可以自由的生活。』

　　前辈们走过的路，对婚姻还处于蜜月阶段的周曙光夫妇，暂时不多想，对他们而言，珍惜当下才是最重要的。

　　王丽樱说：『(原音)我只为我现在做的事负责，所以我也不去承诺以后会怎样。像我去看翁山苏姬的电影，然后也看了她的书，我就跟佐拉(周曙光)说，如果你是一个打算为国家付出奉献到必须牺牲家庭的人，那麽你一开始就不要有家庭。我是这麽认为耶，如果今天换成我要去担负这个革命的角色，那我不会让自己有家庭，因为你何必让自己陷入两难，你又何必为难你的另外一半？如果你做的事情，有可能导致你会坐牢，你出不来，受折磨的不会只有你自己。那当然如果你一开始就有伴侣，才去做这些事，并且经历这麽多苦难，那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件事，但如果你一开始，你就知道你是要做这些事的人，你就不要有伴侣啊，那不是更自由吗？』

　　周曙光：『(原音)还有一个说法，就是离开不一定是悲剧啊。』



◎大陆官方监控 家人也受牵累


　　如何让婚姻生活顺利维持下去，对这些大陆维权公民记者是个挑战；但中国官方的监视和监控，家人受牵累已是残酷的事实。「民生观察网」创办人刘飞跃原是位教师，2006年开始，却因在网路上揭露相关维权事件，不仅失去了教职，连妻子、父母都得三番两次被约谈。

　　刘飞跃说：(原音)我本人从2007年下半年，报导一些当地老百姓的事情，牵涉到他们的既得利益，我就被关了半个月的时间，也被软禁在家裡。像我本人在2010年和2011年，到现场调查以及做其他工作，也受到不名身分人员的殴打。我本来是在学校工作，是个教师，因为这个工作一直被骚扰，所以也被迫离开学校，也没有工资了，他们把工资给停了。家人也因为我的因素付出很多，包括我的父母和妻子都被警方约谈过，也不是一次两次，搞到太太的工作也受到影响。』

　　维权报导的任务无法回头，如何取得家人的谅解，也是一门功课。刘飞跃说：『(原音)妻子和家人以及父母，刚开始反对的比较厉害，后来我们慢慢跟他讲，到底我们做了那些事，做了什麽工作，那些意义，他们也慢慢接受，也慢慢理解了。儘管他是这样接受，可能是这样被动的接受，也知道也没办法改变我，也接受了，甚至于有一点点理解的状况。』

　　没了教职的工作后，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妻子，再加上小孩也要开销，为支应全家所需，刘飞跃只能和其他维权公民记者一样，藉由向国际组织募款，筹措经费。

　　刘飞跃说：『(原音)我们现在做民生观察站的工作，也申请一些经费，数量有限，一方面经费要支持我们的工作维繫下去，一方面也要对家庭和小孩的责任，也需要一点资金，比较困难。当局就说你如果放弃目前的工作，倒是可以让你回去以前的工作。但我们工作不能放弃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(政府)就把支援切断了。我们民间的工作要坚持下去把它做好，才能让当局感受这个压力，才有可能让它对民间做出让步，才有可能在中国实现转机。』

　　已经是傍晚6点多了，下午才刚又被派出所叫去约谈的刘飞跃，疲惫地走回家中，妻子已准备好晚餐，等着他一块吃饭。在中国大陆，像黄琦、周曙光和刘飞跃这样的维权公民记者，他们所受的待遇正不断地被複製，哪一天才会有尽头，没有人知道；但对他们而言，只要中国政府持续对新闻控管，他们的任务就不会停止。



大陆公民记者的维权任务(一)戴着脚链在跳舞